余玉老师正在和同学们分享二十年前买的《江西苏区新闻史》。学生陈菡雨/摄

本网讯（融媒菁英班学生记者 古筝、陈菡雨、边宇童、唐思宇）1998年7月2日，南昌大学南区的旧书摊前，一位刚从中师毕业，还在乡镇中小学任教，通过自学考试攻读汉语言文学本科的教师停下脚步，一本名为《江西苏区新闻史》的著作吸引了他的目光。那时的余玉未曾料到，这次偶然的驻足，竟为自己的学术人生悄然埋下了一粒种子。

如今，这本旧书依然安静地立在他的书架上。而当年那个青涩的寻觅者，已成长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并主持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红色新闻漫画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921-1949）”。从乡镇讲台到大学殿堂，从泛黄书页到系统研究，这条看似蜿蜒的路，最终笔直地通向了学术的星辰和育人的山海。

项目背书的课堂现场——让红色新闻史“活”起来

余玉老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连续三年斩获优秀奖。学生陈菡雨/摄

在余玉的课堂上，历史从来不是枯燥的旧纸堆。他主讲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连续三年斩获学校“授课质量优秀奖”，秘诀就在一个“活”字。

对大一学生来说，中央苏区的新闻史有点“远”，也有点“硬”。怎么让大家感兴趣？他有自己的方法——把研究和教学揉在一起。“我研究的红色漫画，是咱们学院的传统和优势。”他常这样告诉学生，“你们听的不仅是历史，也是我们老师正在做的事。”授课时，余玉会把他正在做的研究、刚发现的材料，一点点讲给学生听。当学生们听到老师正在挖掘的历史细节，书本上的文字便瞬间有了温度与呼吸，这种“科研反哺教学”的实践，不仅让沉默的史料重新开口说话，更潜移默化地为学生勾勒出从发现问题到寻求答案的学术路径。

余玉老师向采访同学介绍自己博士期间出版的学术专著。学生陈菡雨/摄

余玉的课堂多采用“翻转课堂”模式，通过设计启发性问题驱动学生主动思考。“中央苏区时期为什么会广泛使用漫画作为传播手段？”问题抛出，课堂瞬间从聆听模式切换到探索模式。在学生们的疑惑与交锋中，余玉适时引导——当时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广大农村不识字的群众，漫画、歌谣、大字标语等生动直观的形式，自然成为传播首选。理论便不再是需要机械记忆的教条，而是经由思考内化的认知。

余玉的育人智慧，更体现在他善于将学生的兴趣点转化为深入历史堂奥的入口。他敏锐地发现，部分学生虽觉得历史遥远，却对漫画、戏剧、标语等特殊传播载体感兴趣，便以此搭建理解的桥梁。课堂上，他鼓励学生“唱”历史，班上如果有来自瑞金、兴国等革命老区的同学，就请他们现场唱一段“兴国山歌”，歌声一起，课堂气氛就热了，历史也变得亲切起来，又拉近学生与红色文化的心理距离，让学生在兴趣中接纳历史。同时，他还鼓励引导学生查阅当时的报纸，了解彼时的宣传内容与革命背景，帮助他们建立更具体的历史认知。每年暑假，他都会带着学生去瑞金、兴国走一走、看一看。站在当年的红色遗址前，学生才能真正明白：那些墙上的漫画、那些发黄的报纸，不只是文物，更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从个人志趣到国家命题 —— 一场跨越二十年的学术坚守

从一本旧书摊上邂逅的《江西苏区新闻史》，到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余玉用二十年完成了一场从个人志趣到国家命题的学术奔赴。

他的学术之路，走得沉稳而扎实。中师毕业后，他一边在乡镇中小学任教，一边通过自学考试攻读大专与本科学历。中学教书期间，他对新闻稿件撰写的浓厚兴趣，与旧书摊上偶遇的苏区新闻史资料相互交织，逐渐勾勒出他未来的学术方向。当他后来重返南昌大学工作，重拾新闻史研究时，这本珍藏多年的《江西苏区新闻史》再次进入视野，成为他开拓研究领域的重要灵感来源。他发现，前辈学者的研究多聚焦于《红星报》《红色中华》等主流报刊，而对漫画、歌谣等特殊传播载体的探讨相对薄弱。于是，他毅然选择从已深耕的领域，转向开拓这片待深度挖掘的“新领域”，将研究时段锁定在1921年至1949年，这个时间跨度的选择体现了一个研究者的历史眼光——他不仅要考察中央苏区时期（1931-1934）的传播实践，更要在更长的历史脉络中把握红色漫画的演变轨迹。

余玉老师向采访同学分享自己田野调查中获赠的《中国报目》合订本。学生边宇童/摄

研究离不开田野的滋养，田野调查中的点滴经历，成为余玉学术积累的重要基石。在一次考察中，他结识了一位民间集报人，其父亲毕生收藏的报纸重达四吨，那些泛黄的旧报如《江西国药》《江西公路》等，让他深切体会到史料保存的不易与珍贵。为了搜集一手资料，他不仅穿梭于学校资料室、档案馆，还通过微信公众号线索主动联系藏家，甚至参与“重走红色之路”大型直播活动，深入上海、瑞金、遵义等红色圣地实地探访。在江西瑞金、兴国、于都等地的红色遗址，他带领学生留意墙头漫画等非报刊类图像资料，这些散落在历史角落的珍贵遗存，成为他研究的重要素材。长期的发掘与积累，如同溪流汇海，为他后来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3年，余玉主持的“中国共产党红色新闻漫画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921-1949）”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余玉看来，这是一次从“散兵游勇”到“系统作战”的升华。手绘的漫画资料极易散失，现存数量稀少，这项研究因而带有抢救性质，在项目研究中，他组建了以学生为主的科研团队，让年轻人在查阅报刊漫画、实地拍摄的过程中，亲手触摸历史、锻炼学术能力、培养研究兴趣。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在传承中书写新闻人的使命

“文章不写一字空”，是余玉恪守的治学信条，也是他传递给学生的学术准则——做学问需“坐冷板凳”，每一个观点都要有坚实的史料支撑，每一篇研究都要言之有物。

在余玉看来，新闻史不仅关乎过去，更是一面映照当下与未来的镜子，前辈们立足现实、关注社会的职业情怀，灵活创新、因地制宜的传播策略，以及坚守理想、不畏艰难的精神品质正是当地新闻学子穿越信息迷雾、保持专业定力的精神源泉。面对变革的时代与偶尔迷茫的学生，他的信念始终坚定：“任何时代都需要新闻工作者。”，并以此鼓励学生，既要“仰望星空”，怀揣理想；也要“脚踏实地”，潜心实践，面对挑战应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性，治学做事要保持“一心向学”的专注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他希望青年学子能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在时代浪潮中找准定位，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自身价值。

展望未来，余玉的规划清晰而坚定。他主讲的《新闻事业史》课程已构建起本硕衔接的体系，并正通过团队协作，融合电影史、学术史、新闻业务史等多维视角，持续打造课程特色。他计划将国家社科项目的最新成果不断转化为教学资源，并继续带领学生踏上红色遗址，让新闻史在现场“复活”，将田野转化为学生学术训练的第一现场。

从1998年那个旧书摊前的偶然相遇，到如今在学术与育人之路上的坚实足迹，余玉用二十多年的光阴将一颗偶然拾得的“种子”，培育成了支撑其学术生命与教学理想的“郁郁青松”。正如他所研究的红色漫画，在简朴的线条与色彩之下，蕴藏着持久而深刻的力量。他的故事悄然印证：最恒久的力量，往往源于最专注的坚守；最动人的风景，始终来自最深沉的热爱。

审校：许航、涂金凤、朱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