霁光师一生治学严谨，他也期望后学立严谨、踏实的学风。 霁光师一再强调要端正治学态度，学问、科研不能为名利。他说：“科学研究就是要创新”，“研究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科学研究没有平坦的路可走”， “人家走过的平坦路，我们不走。只要有点亮光，若明若暗，就可以走。可能走到半明半暗，最后走到光明，也可能走不通，一辈子出不了成果。但要有献身精神。” 霁光师说：“理想高，决心大，首先要立足于研究题目，而这又要打好扎实的基础，掌握理论和基本资料。”他强调“要熟悉马列主义理论，要学好政治经济学，以理论结合历史事实”。他说：“有水平的论文，一篇的后面起码有五篇至六篇有新内容的专题文章，这就是学术的底。不要幻想，否则这辈子没有成就。”他又说： “所谓扎实的文章，应是一、驳不倒的；二、今后研究这一问题，别人都非要参考不可的。”他指出研究中的两种错误态度，“一是剪刀和浆糊，这实即剽窃他人的成果。一是以一点点史料推理得出结论，这只会使研究一般化，没有深入细致地搜集史料、分析史料，这不是科学研究。这两种现象是历史学中的历史唯心主义，行动上的懒惰，思想上的盲目，谈不上对历史规律的研究。”他还说：“含糊其词，或跟别人的一样，或稍有不同，这样的文章谈不上学术”，“一篇学术文章写出来，必须能解决一点问题，不然就是敷衍成文。长此下去，就会成为学术界的老油条”。霁光师正是以上述要求指导我研究的。 1979年，我写成了《明代后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一文。这篇论文从1977年夏动笔，历时两年，由7000字增至21000字，霁光师从一稿起审阅了四次，每次都提出了修改意见。第五稿完成后，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拟收入所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霁光师对我说：“这篇稿子，我的意思本要你再补充修改。但据具体情况，这次准你送出去。不过，下不为例。”该文发表后，香港《抖擞》杂志1982年第6期评价甚高，还引起日本著名景德镇史专家佐久间重男教授的注意，他曾拟就此文撰写评论。1987年，该文收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书内(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巴蜀书社编辑出版)，该书从各地发表的500多篇论著中，特选出具有代表性的30篇，列为建国后到1987年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文的代表作，本文是其中之一。 1980年，某杂志刊出了一篇有关清代景德镇瓷业经济的论文，我读了之后，觉得史料不如我掌握的多，意见又相左。于是不顾自己尚未看完史料和未认真消化史料，写成了《清代前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一文，共约18000字，心内沾沾自喜。霁光师阅后，批语中写道：“你的研究成败关键问题有三，一、把研究看得过于容易；二、急于求成；三、以自己的成见、自己原来的倾向性来套材料，硬要形成结论。这样往往深不下去，又往往陷于不客观的毛病。改正之法：一是沉着不为外物干扰，二是多考虑反面的论证”。面谈时，他又严厉地批评了我半个多小时。这次给我很大的震动，此后在研究中以此为戒，研究也有了转机。 霁光师要求治学必须不断超越现有水平。他说：“问题是学术的前途。如果不比现在的水平高得多，那自己的研究就算失败了。如我所写王安石变法这篇要比《汉唐间丁百亩的规定与封建占有制》水平要高。但如果再拿出来的文章超不过《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那就算失败了”。又说：“既要肯定自己，又要能否定自己。写了那么些文章，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有哪些是应否定的，这才能提到新的高度。”“看一看反面意见的文章，客观地考虑意见，学术研究才能进展”。 1985年初，我己在《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南开学报》上发表了有关景德镇瓷业经济的系列文章。霁光师对我说：“从现在起，你两年内不要写文章，要多读书、查史料。”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处在成就的开始阶段，今后有无发展?你应有此要求，以促使你不断进步，也应要自己的家人了解。学术事业是你一辈子的事，职称等等是身外之物，学术是身内之物。你思路已开，已了解学问艰苦和做学问的快乐。文章辛苦多欢乐，学问高深自坎坷。”后来他还用毛笔书写了最后两句送给我。我遵照他的意思从1985到1987年，查阅了清代江西农村的史料，读了一些西欧近代经济史著作和英文明清经济论文，为1988年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景德镇城市经济史研究》作准备。 1990年底，景德镇城市经济史研究一课题的最终成果专著《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将完稿。霁光师时己85岁高龄，欣然为本书作序。他的视力己降到0．1度，每日只能写一两句，历时近三个月才完成。他介绍这一成果，“研究主旨在于实事求是”，“既能实事求是，又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自属难能可贵。”这是业师对门人治学的肯定，也是对学生学风的鉴定。其中又凝聚了他老人家的多少心血。 我问业于霁光师十余年，耳提面命，受益至深。际此霁光师逝世一周年，谨志先师树严谨学风之教，以与学人共勉。 （梁淼泰，原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