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有些事，是不应该淡忘的。
——自题
好些日子后，我才知晓，邓老宗觉教授在那个黄昏溘然辞世了。没有谁告知我，因为那时我已是74岁的退休老人了，又不住在校宿舍区，加上眼有疾耳失聪，没能送别邓老，很是遗憾，但我对邓老的追思却久久不能停止。
尤其难忘的是，在他暮年90岁前后，有几年，为拍摄电视专题片《胡先骕》，我与他有过交集。我们多次采访邓老，他则深情地向我们回述他的老师中国生物学界老祖宗胡先骕的历历往事。
邓老宗觉是南昌大学生物系教授，是江西省唯一的终身教授。他的头衔有一些，但不吓人。不过是硕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还有，江西省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民盟江西省委员会第四至十届委员，第七届常委及文教科技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委员；中国动物学会第十一届理事；江西省动物学会第二至四届理事长；中国水产学会池塘养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西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国土资源地图集》编委会委员；等等。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16年5月24日邓宗觉生于江苏省如皋县东乡（今如东县），现今如皋、如东分开为两地，故称他为如东人。他的普通话始终有较浓郁的江苏南通口音。他的容貌身材、气质风骨，也始终洋溢着江浙读书人的清秀干练与温文尔雅，老了，更是一恂恂儒者。其享年104岁，是我们南昌大学迄今唯一过百岁的老学者、大先生。当是名副其实跨世纪的中国生物学界的泰斗级人物。
邓老是民盟成员。1983年10月，他67岁时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邓老与《胡先骕》及《聚沙》
我与邓老相识于二十世纪末，那年，我被选为工会兼职副主席，此后，每年学校召开双代会时，我都有幸坐上大会主席台非前排的侧边位置，至今我也不知为何有此待遇。因为这兼职副主席？但另一位兼职副主席，我却从未见过他坐上主席台。当然，也不便细问，担心产生误会。有好几次我是邓老的紧邻，真有点受宠若惊，但挨着的感觉真好，有种父女般的亲切。他一点也不摆架子，总对身为晚辈的我嘘寒问暖，还说得出好几部拙著的名字，如《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蔷薇雨》，尤喜我写的传记，对《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还颇有研究，这让我羞愧难当，我算老几？他老人家才是历经岁月淘洗的真正名家！1987年初夏我被调进江西大学时，就知晓江大有几位长者是文化名人，如历史学家谷霁光教授、数学家戴执中教授、生物学之动物学家邓宗觉教授等等，我对他们打心眼里仰视崇敬。耳旁仿佛响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言：“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然，在“大师”满天飞的当下，真正的大师有几何？
也就在本世纪初，南昌大学成立影视艺术研究中心，与学院并列，校方任命我为主任。2004年，虚岁六十的我，率江西首个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点师生赴景德镇拍摄了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名流》，并在江西卫视频频播出，评价较高，反响较大。接着，老妪聊发少年狂，筹拍长篇校园青春剧《散沙》。2005年冬，时任南昌大学副校长的邵鸿教授调往北京，出任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临行前，他约我到办公室，交代我尽力拍出一部电视专题片《胡先骕》。我懂邵鸿教授的情怀和眼光，他对谷霁光先生深怀敬意，对胡先骕先生推崇不已，我呢，对两位大先生也自少时起就无比仰慕，因而，决心不辱使命。于是，我双向出击，将师生分成两大组，校园剧与专题片并举。拍校园剧的先研读剧本进行角色分析，拍专题片的则认真投入搜集资料和采访的繁重工作。恰恰此时，《散沙》的拍摄许可证申报材料由江西省广播电视局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相关部门审批，该部门反馈意见是：立意、内容都很好，但是片名《散沙》不妥，建议改为《聚沙》，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并建议剧组负责人赴京商谈。大约因为高校师生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故特别重视吧。如是，请示校领导后，我便决定赴京听取广电总局意见，再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采访。因胡老当年的老领导老同事老学生们，其中健在的应该都很老了，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2006年12月，我率影视艺术研究中心师生四人来到了北京，投宿价廉物美的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待所。为何熟门熟路？因2001年我应江西教育电视台之邀，拍摄出电视片《千里踏访颂师魂》后进京送审时曾住这里。该片获得中国教育电视专题片二等奖。那里到广电总局近。广电总局接待我们的男处长非常真诚，仅交谈半天，就应允将批复件下到省台。于是，立即联系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对方亦非常热情，安排采访现任的各位领导，又邀请王文采院士来院所接受采访，因为他年轻时与胡先骕先生接触较多。植物研究所还允许我们进入档案室，查阅关于胡先骕先生的档案材料。再去胡先生女儿胡昭静家，胡昭静将她的两个弟弟——原在天津工作的胡德辉和北京大学教授胡德焜也约到她家中，整整采访了一天，中饭是我们“强行”请的，就在她家附近的餐馆，因为彼此都感受到了真诚。还去了已退休的领导和其他相关人员家中进行采访，因为他们当年都与胡先骕先生有过交集。
这期间，我们没有交通工具，打的觉得不太安全，毕竟我们扛了摄像机、三脚架、录音机等设备去采访的。为此，联系南昌大学驻京办事处，却遭到拒绝，开口就是要付钱，且比打的还要贵许多。即便这样，他们的车也没空！我气愤不已，说，若不是借着胡先骕老校长的名义，我们能拿到老校区改造上百万的项目资助吗？万般无奈下，我打电话给邵鸿教授求助，他毫不犹豫将他的专用车专用司机给我们用！这就是情怀、水平、智商、情商的天壤之别！不过，我虽直率得近乎鲁莽，也还是懂点世事的，觉得偶尔用一两次，消胸中之块垒，尚可；总用就不懂规矩了。所以，又联系了小彭，因为我刚为其先父写了部四十万字的传记！他说：“我不在北京啊。”我说：“那不正好吗？你的车不就空着吗？”这样，他只好把车给我用了两天，那京籍司机态度挺不耐烦，我无所谓。我想，我是应彭伯父彭伯母的再三诚邀，花费了十年心血，尽心尽力完成了传记《彭友善传》的，并且已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影响颇大。而由于彭伯母向我诉说的某缘由，我连传主家应付的稿费都放弃了！我对自己的家国情怀有自信。我这支笔，大约注定了此生必须书写江西文化和江西文化名人。可能凭这种凛然正气，如此这般才盘活了此次北京之行。
这次采访收获满满，仿佛复活了流逝的岁月，让我对大先生的言行感同身受，但也有旁逸斜出的联想。在翻阅档案时，我看到了邓宗觉教授当年被调查时呈交的书面材料！在不少揭发检举胡先骕的材料中，邓教授的材料却让我有心酸眼明的一刻！
这纸张，经历岁月，已见陈旧泛黄，连字痕墨迹都淡淡的，但仍看得清楚，工整认真，用词严谨，却没有一字揭发，只是如实陈述，当然，也没有赞颂，哪敢呢？但字里行间，仍淌出恭敬和谦卑，冷不丁还出现“先生”二字！在那个岁月，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定力？因为对于1957年五六月胡先骕在南昌一个月的讲学和访友，此后在庐山植物园内外的活动，他是见证人，搞不好，引来横祸，连他自己都得搭进去。
其实，他并不是胡先骕先生的入室弟子，胡先骕也从不曾是他的上级，仅给他们班上过一个学期的植物分类学课程而已。他竟对先生如此刻骨铭心，顶礼膜拜。
面对北京来的以组织名义进行的三次严厉的调查审查，他即便不揭发检举、小题大做、捕风捉影、投井下石，但也可以推托敷衍或模糊含混，至少得明哲保身，先撇撇清吧。但他没有，他写得很认真翔实，却又滴水不漏。一言以蔽之，讲学没一丁点儿问题，过得硬，并有具体教案附上。至于胡先骕到南昌与一群老友见面，他则轻描淡写，不过在家庭内聚餐而已，随随便便的便饭。一大桌的老学生，多年未见，聊聊学业成果、子孙情况罢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写材料者在倾心倾力保护之。
字迹由清晰到模糊，泪水渐渐朦胧了我的双眼。
人情的温暖、人性的光辉，在这些泛黄的材料中，日复一日、年深月久地积淀下来，保存下来，半个世纪过去，依旧给人依恋之感，并让人油然而生崇敬仰慕之情！
真的不容易。
因不能拍照和抄录，我回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待所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掐指算来，那年邓宗觉41岁，刚过不惑之年，生物系主任，三级教授，前程可期，锦绣灿烂，然而，他却能如此真诚卖力地保护老师，小心翼翼又坚定不移，难能可贵！
我想回到学校，重点采访目标就是邓老！
其实，2006年春，《散沙》在水杉林里开机拍摄时，我们就诚邀邓老参加了开机仪式。从北京回校后，我们又多次为电视片《胡先骕》采访他，渐渐地，有种感觉，那就是大先生胡先骕为人的耿直、治学的严谨、不屈不挠拼搏创新的精神已然传承到了邓老的身上……师生之间无血缘的生命链条竟是这样环环相扣！
历史上曾有过的那一页，也愈来愈明晰了……
1957年初夏5月末，江西师范学院为什么邀请胡先骕先生来校讲学？
事出有因。
其时，江西师范学院生物系的植物分类学课程本是林英讲授，但是，他即将被派往苏联进修，这门课程就由刚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小张老师接替讲授。植物分类学课，既是理论课，又是实践课，而且地域特色鲜明。偏偏小张老师初出茅庐，对江西的植物又知之甚少，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学生们就很有意见。意见反映到校方，其时师院学风甚佳，曾是赣南地下党员的院领导刘瑞霖，对教学很重视，便同意了生物系和教务处的建议，请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胡先骕先生来江西师院讲学。胡先骕就是南昌新建人，从南昌走出，已是享誉中外的植物分类学专家，如是，让师生们开眼界、长知识，是桩好事。但上上下下都回避这一点：他曾是江西师院前身南昌大学的前身国立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
当时，江西师院教务长是谷霁光先生，他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即留校任助教，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正大学等高校，是位大家。但他正调去江西大学，此事便交由副教务长彭先荫负责。彭先荫和邓宗觉都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都自称是胡先骕先生的学生，故他俩联手管此事也就特别热心又负责。
当然，他俩何尝不知胡先骕先生已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新中国成立前夕，以往的中研院院士是国共两党重点争取的对象，胡先骕院士留在祖国，并公开呼吁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这是对的。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都称蒋介石为“蒋匪”，可他一本正经地摇摇头：“他不是匪。”虽然当年他是个敢跟蒋介石对抗的人物！
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中，丧心病狂的美帝发动细菌战，但还企图抵赖，胡先骕通过对从飞机上抛掷下的枝叶和昆虫等进行生物科学分析，实证非我国东北和朝鲜生长，揭穿了美帝阴谋，实在有功，还获得奖证！
195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内容极为翔实，附有精确插图164幅。这是由胡先骕编撰的。该书在“植物分类学的原理”一章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关于物种的新见解”，认为李森科所言黑麦产生雀麦、橡胶草产生无胶蒲公英、白桦产生赤杨等等，全是伪科学！这遭苏联学者抗议，于是又招来批判！1956年该书被禁止出售，但胡先骕镇定自若，坚持己见。
1955年，中科院选聘学部委员（现称院士），1948年被评定为中研院院士者，留在大陆的，只有寥寥几人落选，胡先骕，就是其中之一。虽有失落，但他倒不是十分介意。
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评定教授级别，与同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同步。一级教授345元，二级280元，三级240元。胡先骕竟然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这让他勃然大怒，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尊严的问题。要知道，当时连小字辈邓宗觉都被评为三级教授了。虽然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仍升为一级，但曾降为三级是存在过的历史。
许多许多年后，直到《陆定一传》1999年出版，我方知晓：1956年4月27日，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了苏联学者的抗议。毛泽东问胡先骕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吗。陆定一说：“不是，没有给。”毛泽东又说：“恐怕还是要给。他虽然顽固，但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这是后话，当时知道的能有几人呢？
而且，1957年增补学部委员，胡先骕依然榜上无名。
但是，胡先骕编撰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于1959年恢复出版。
这也是后话。
原来，1957年上半年，毛主席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胡先骕等应邀列席会议，毛主席说：“谈家桢、胡先骕关于在大学恢复讲授摩尔根学说的建议，有利于学术上贯彻‘双百’方针。”于是，全国高校恢复或开设了讲授摩尔根学说的课程。
这一切，就显得复杂又微妙。
1957年5月31日下午3点，胡先骕在上海复旦大学讲学后乘火车抵达南昌。
这一天，恰恰是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在市政府礼堂召开的党外知识分子座谈会开幕式第一天。吃过中饭，彭先荫与邓宗觉乘上了当时师院唯一的吉普车，双双去火车站接站，彭先荫对邓宗觉说，他将胡先生送到洪都宾馆，就得立即赶去座谈会现场，因为他还是民盟江西师范学院的负责人，以后接待的具体事项就都由邓宗觉经办了。胡先生讲学由他专门陪着，胡先生的差旅费由他报销，胡先生的讲学费等都由他付，一言以蔽之，胡先生这趟南昌至庐山之行的讲学访学探亲会友吃喝拉撒睡等等都交由邓宗觉全权负责。当然，彭先荫不忘叮嘱邓宗觉：“胡先生生性耿直，是性情中人，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得委婉提醒他。”
邓宗觉连连点头，无论怎么说，师生能重逢，都是件激动人心的好事。
火车进站，在出站的滚滚人流中，他俩一眼就找到了胡先生！
因为他是那样与众不同！或者说是不合时宜。
他竟然穿着早已过时被淘汰了的长衫！
看来传言他一意孤行长期仍只穿长衫，并非空穴来风。听闻这还被上纲上线为他顽固的反动思想的表现！
胡先生却无丝毫旅途的疲惫，相反，年过花甲的他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回故乡南昌。他的老家在新建联圩，但他生于南昌市老街巷自家的老宅里，少时在家中读四书五经，后就读于南昌洪都中学堂（今南昌三中），从南昌考入京师大学堂，再出国留学……古城南昌，留给他太多的记忆。而且这次是受江西师院诚邀而来，接站的又是他的学生，本来故乡暮春初夏多雨，但这日却晴空万里，蓝天白云，如果说来时胸中积郁不快，那么眼前景象已为之一扫而空，他的心情十分愉悦。
邓宗觉还是1934年入大学后听了胡先骕先生一学期的课，一别二十余年，再见先生，穿的仍是长衫，心头不觉一热。不过，其时，连西服都罕见，哪有什么着长衫者？流行的是中山装、青年装、军便服。旗袍剪去下摆，女人们倒还是穿的，为的是节约。不过，先生的老式装扮，举止的潇洒自然，反倒显得标新立异，飘飘然也。
胡先骕下榻洪都宾馆。安顿好后，彭先荫急匆匆赶去“大鸣大放”会场，发表准备充分的高见，翌日即见报，后来反右一开始，他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邓宗觉则任务在身，一心一意陪伴在先生左右，形影不离一月有余。江西师院这辆唯一的吉普，就交给了邓宗觉，明确提供给胡先生专用，这也是尊重作兴胡先骕先生吧。先生难得回家乡一趟，有车探亲访友比较方便。虽然，学校没举行欢迎仪式，校领导也都没出面接待或来宾馆拜访，但好在先生是学者，不在乎什么客套，这样，反而自在许多。有小邓跑前跑后，还有这辆军用吉普，满满的人情味，一切尽在不言中，可以了。
胡先骕的讲学从6月3日开始，安排了将近一个月，每周三次，每次一个下午。6月30日结束。其讲学内容既丰富又经典，分了三个专题：栽培植物的起源、塔赫他间的被子植物的起源和水杉的发现及其重要科学意义。第一专题直奔理论联系实践；第二专题是介绍苏联植物学家塔赫他间1954年公布的新系统，打破了把双子叶植物分为离瓣花亚纲和合瓣花亚纲的传统等等，这在当时是为人先的；第三专题讲水杉的发现，是中国植物学家对世界生物学界的伟大贡献，具有无可替代的科学意义。
专题型讲学引起了师生们强烈的兴趣，引起了校内校外极大的反响。讲座在第二教学大楼301教室，座无虚席，省市农林科研机构和教育部门的专业人员、老师等慕名而来，没位子就站着听讲。讲堂却很安静，只听到胡先生略有些结巴的讲演声，还有听课人记笔记翻笔记本的声音。先生的普通话有浓郁的南昌家乡口音，让听众倍感亲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他还时不时说出英语和拉丁语，这是民国时期就有的双语教学的惯性使然；撒得开又收得拢，天马行空又落地驰骋，意味无穷。先生兴致来时，古诗词镶嵌其间，他也自作五言七律，让人恍惚间以为是中文系古典诗词课，那真是艺术的享受。你必须承认，大家就是大家，大学问家就是大学问家。哪怕他有些结巴，似乎也成了胡氏的风格。当然，他对讲课内容熟极如流！还有，他那身基本绝迹了的长袍，还有里边的西裤，风一吹，飘飘然，很是潇洒，满满的人文气。他着西服，打领带，衬衫外有件西式小背心，亦风流倜傥，像是中西合璧的表率。
时光仿佛倒流二十多年，邓宗觉又回到了南京中央大学的课堂上，整整一学期聆听先生的讲课……
阳光洒满邓老宿舍的客厅，沉浸在回忆中的邓老又回到现实之中。他说：“这一个多月追随在胡先骕先生身边，收获很大。他不仅是植物学家、文学家，还是真正的教育家。胡先生授课有三大特点：第一，他一直都是亲自执教于第一线，一直都是双语教学，一直都是严肃认真负责的；第二，他从来不把教学和科研分开，他认为，教授必须搞出自己的东西，不搞出自己东西的教学是不成功的，就与教授的名号不符；第三，教学要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要有人接班。这点非常重要。没有团队，没有接班人，哪搞得成事业？”
胡先骕很看重学生，对他们不亚于对亲戚家属。在南昌，他很挂念自己的学生们。
杨惟义是胡先骕的学生。其时，他已是江西农学院的院长、教授，而且，1954年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身上流淌的是贫农的血液，杨惟义小时候是放牛童，深知农民的疾苦。父母亲是上饶广信农村的贫苦农民，是他们含辛茹苦供儿子上学。杨惟义13岁时，父亲病逝，他越发发奋苦读，17岁考上上饶鹅湖师范学校。1918年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南高师升格为国立东南大学，杨惟义毕业于该校农学院。他在南京高校苦读求学的这七年，正是胡先骕协助邹秉文，并与秉志、陈焕镛、钱崇澍等志同道合者精诚合作，创造了生物学界几个第一的辉煌岁月！他们创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生物系，编写了第一本植物学教材《高等植物学》，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办起了国内最早的生物学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可以说，杨惟义是众多的见证学生之一。后来杨惟义留学欧洲，1934年出席第五届世界昆虫学大会，曾任巴黎国立自然博物馆昆虫室研究员。回国后，应胡先骕之邀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技师，1941年后任教于南昌大学，创办并任教于信江农专，1949年1月，由秉志推荐，出任中正大学教授和系主任。邓宗觉正是受他之邀来到南昌大学任教的。1952年杨惟义出任江西农学院院长。
1957年初夏6月，胡先骕应江西农学院之邀请，在学院大礼堂作了学术报告；他又临时邀集他的老同事老学生开了个茶话会；后又应黄野萝之邀到农学院作了个学术演讲。胡先骕毫不避讳他对苏联植物学家、遗传学家瓦维洛夫的推崇（瓦维洛夫现今被称为“前苏联袁隆平”，毕生致力于消灭饥饿）。
杨惟义在自己家里宴请恩师胡先骕。一个落选中科院学部委员，还曾从一级教授坠落为三级的人，在俗人眼里，该有几分落魄吧。然而，师生还是师生。学生因老师的培养而感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以学生的成就而自豪而高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气氛仍和谐热烈，因为，老师就是永远的老师。
杨惟义只比先生小三岁，生于1897年。他研究的是半翅目昆虫学和昆虫区系分布学，已取得不少骄人的成绩。杨惟义没有以院长的身份在学院宴请，而是以弟子的身份在家里宴请，尽最大的努力，将胡先生的学生一一请到，一大桌人团团围坐，他的家属做的是江西家乡菜，有新鲜红烧肉烧咸鱼、润滑鲜美的清蒸荷包红鲤鱼、鳙鱼头烧豆腐、尖辣椒炒腊肉、炭火炖的香菇小母鸡汤、饭麸果鲜汤，还有灯盏果、凉拌粉，也不分正餐早餐正菜点心，有特色好吃就上，煞是丰盛。喝点小酒，谈往昔，话今朝，不谈政治，只聊业务，论如何为新中国在生物学界再创辉煌。一桌的往日学生都从心底里敬重这位命运有点坎坷起伏的先生。而先生呢，却气场依旧，满满的学术霸气，他在生物学界的成就，铁板钉钉，摆在那里，谁撬得动？不是说清空就清空得了的。他常口无遮拦地说：“我的名字是早就载入了史册的。”
邓宗觉自是小字辈，他满心的感动。他崇敬大先生学问大学问广学问深，他敬佩杨院长执弟子礼，谦卑谨慎。愈是走近他们，愈感到他们厚德载物。杨院长刚满一个花甲，胡先生六十又三，但他们全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追求的是事业攀高峰。在人际关系方面只是纯纯的师生情、浓浓的同乡情，彼此一点都不设防！杨院长话语不多，而胡先生总是滔滔不绝，还好，有点结巴。小字辈小邓自觉定位为听众，听着听着，他感到学术造诣很高的大先生像个初涉人世的小孩子，不，就像是个婴儿，心里存不得一点点东西，想说什么就掏心掏肺说出来，坦坦荡荡，连“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处世常识都没有！唉，性格决定命运。南昌人既不像北方人豪爽侠义，又缺乏江南客的温柔婉转，虽说是两者的融合，但必须融得好，才刚柔相济。像胡先生，说话从不转弯抹角，直截了当。他会在中正大学开学典礼上开口就说：“诸生，今天你们能在这里听到我的讲话，真是三生有幸，因为在哈佛、牛津，校长是不轻易与学生接触的。”他说的虽是实情，但听者多感到他太狂傲，当然这也跟他底气十足相关。性情如此耿直，甚至不失天真，若遇上心眼多者，难免受的攻击就多了……
小邓不由得握紧了双拳，他认定，必须保护好先生。熟悉后，与胡先生独处时，他会像兄长般轻声叮咛：“胡先生，您来江西，就只讲植物分类学呵，就只讲植物分类学呵，别的什么都不用讲，不用讲……”
胡先生看着这双澄清的眸子，小邓比他小二十二岁呢，笑笑，点点头，摇摇头，又点点头，像是自言自语：“跟我家小静一样……”小静是他的小女儿，一直跟父母亲生活在一起，也总爱叮咛他这些。女儿总说他：“没一点城府！”
胡先生是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倾向，但到底生活在人世间！他虽然清高倔强，书生气十足，还狷狂，但到底还不是一根筋。师生相聚，朋友会面，探望亲戚，也都是吃饭叙旧，没惹出任何麻烦事儿！
胡先生没乘吉普去新建老家探亲访友，倒是看望了当年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烈士姚名达教授的遗孀巴怡南，其时，她执教于江西师院。可见先生的真情！
他的亲侄子胡德馨兄弟，提了些土特产来到宾馆看望他，那是先生亲哥胡先骐的儿子。胡德馨读的是新建的师范学校，靠自学成才，在新建乡下教中学，他说：“我的名字是叔叔取的，取自《陋室铭》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他说，叔叔在他家困难时，每月都会寄钱给他们。因来宾馆看望先生的人很多，胡德馨兄弟很快就告辞了。
熟悉了，就亲近许多。胡先生为邓宗觉已评上三级教授而高兴，但邓宗觉本人却始终觉得不是滋味，他何德何能？要晓得，他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时，胡先生就已声名远播，威震全球生物学界！他永远仰视着胡先生。他在先生面前毕恭毕敬，自觉地定位在他的徒子徒孙辈：“我哪能跟您平起平坐呢？我哪有这水平？绝对不行啊！”
那时候，邓宗觉就深深感悟到中国智慧。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守住底线。老年时，他回忆往事，记住了很多很多细节性的东西，做学问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做人，人品第一。
一个月后，按计划，胡先骕上庐山，旧地重访。庐山植物园是他亲手创建的。上庐山要讲学，但不多；重要的是，他必须在庐山完成一部五十余万字的书稿《经济植物手册》的下册，当年年底得付梓。
邓宗觉用吉普将胡先骕先生送上庐山植物园后，就下山了。陪同者是杨样学先生。
庐山，啊，庐山。
上得庐山的胡先骕自是感慨万千。记得上次还是1946年从好汉坡连夜让轿夫抬下庐山，自那以后，这回还是第一次重上庐山，一别十一载！那年，中正大学农学院生物系特聘胡先骕为研究教授。7月，江西暑期学术讲习会在庐山举办，他应邀上山讲学八次。据传蒋介石此时也在庐山，便下达手谕欲接见他，谁知胡先骕见手谕后不声不响连夜下了山。他看不惯蒋家父子的空谈和骄横。这把老蒋气得牙痒痒，可是，奈何！文人，可贵的就是骨气。
胡先骕对庐山不陌生，胡家与修水陈三立家是世交，少时他上过庐山，与陈老爷子作古诗唱和对答，其乐融融。他的诗，还得到陈老爷子的赞赏。1916年胡先骕获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农学院学士学位归国后，第一份工作就是担任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虽只短短一年，但他已踏遍青山，那时，他心里萌动着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建一个比美国哈佛阿诺德树木园（Arnold Arboretum）还要丰富的庐山植物园！
创办庐山植物园这个大工程，只是为了让中国有自己的植物园，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植物，一言以蔽之，他爱自己的祖国。第二次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归来，又努力数年，1932年，终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赞同和支持。静生生物调查所经与江西省农业院协议，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34年，拍板决定园址选在含鄱口北麓，占地近万亩，将是我国最大的植物园。胡先骕已聘任秦仁昌为第一任庐山森林植物园主任，又派陈封怀赴英国进修园林学两年，以归国担任园艺技师。两君不辱使命，数年后，庐山森林植物园以骄人的面貌傲立于世界一流植物园之林。
胡先骕睹物思人，想起了秦仁昌、陈封怀这两位得力干将。秦仁昌就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他是江苏武进人，1925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林学系林科。后成为享誉世界的蕨类植物学家。1955年秦仁昌也被评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了。记得三十年代，胡先骕支持秦仁昌去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调研，因邱园收藏了世界各地500多万号植物标本。秦仁昌从该园精选出中国植物18300余号模式标本，拍成照片带回国内，以利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与发展。陈封怀呢，四年前领一帮骨干应邀去了南京，建设中山植物园。陈封怀老家是江西修水县桃里乡竹塅村，1900年生于南京，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他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曾孙、近代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陈三立的孙子、画家陈衡恪（字师曾）的儿子，国学大师陈寅恪，是他叔叔。四代出五杰，他们被后人誉为“陈门五杰”。胡先骕视封怀为自己的孩子，两人是知根知底的志同道合者。
白居易有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庐山春迟，此时处处飞花，当是庐山最美的季节。胡先骕虽然自足，但过去的同僚好友，乃至部属学生，一个个都评上了中科院学部委员，评上了一级教授，他会没一点触动？况且，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自负者。但是，能怎样呢？他夜以继日忘我地完成五十余万字的巨著《经济植物手册》。一切都将过去，只有真正有意义的事业才会留下来。他只有埋头于事业之中，留下青翠的林木吧。
而邓宗觉自庐山返校后，受学校安排率一批年轻老师带学生去山东青岛实习。6月，全国已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至暑假来临，有一半老师不想这么快回校，想去北京、上海等地。邓宗觉不敢擅自做主，打电报请示学校。学校回复：你带学生回校，其他老师可自便。
回校一看，学校的反右派斗争已到了扫尾阶段。彭先荫首当其冲，已被打成了右派。学校要邓宗觉揭发彭先荫，邓宗觉哪能投井下石？他说，虽是校友，但专业各异，业务上没往来；行政上彭管教务，他们是隶属关系。除此之外，无特别往来。后学校将邓宗觉、中文系主任熊化奇、艺术系主任刘天浪三人，交由副教务长孔原带到庐山，意即帮助他们认识反右的严肃性。一个月后才下山，三人只被划为中右分子，没被划为右派，算逢凶化吉了。
数年后，邓宗觉又见到胡先骕先生，彼此竟非常默契。先生说：“家乡之行，难忘难忘。双赢。”邓宗觉连连点头：“双安，是双安。”
1957年胡先骕南昌至庐山之行，邓宗觉全程负责下来。面对来自北京的调查，他从容不迫。先陈述清楚为何邀请，再说清楚此行跟省领导校领导没任何接触。因为胡先生只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所以，没惊动省领导，省领导也都没有接见过他。即使是江西师院的校领导，也都没有接见他，出面接待的就是彭先荫和邓宗觉，具体负责人就是他邓宗觉。当然，邀请之事是报告了上级部门，并获批了的。已将胡先骕讲学的讲稿呈上，三专题，是清一色的植物分类学。其他的东西，没有。
最后说清楚他本人与胡先骕的关系。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不是一代人。老师到过些什么地方，见了哪些人，都有记录。哪怕是老朋友老同事师生会面，都有时间地点的记录。可以肯定的是，老师没有去踏访中正大学的旧址，老师也从没有提出过。至于老师走亲戚，这纯粹是私人的事情，就不好紧跟不放。
滴水不漏，天衣无缝。以后，也没谁再找麻烦了。
二、如东少年与大先生胡先骕
90岁的邓老参加《散沙》（后改名《聚沙》）开机仪式时，南昌大学老校区北区的水杉林里一派欢腾。老人家是不随便给人站台的。他先饶有兴趣地打听故事情节，我回答说：“这部剧反映的是高校八个硕士研究生的校园生活，从散沙走向聚沙。其中，女一号女二号为生物系林中觉老教授的两个外孙女秋月儿与沈佳琪，她俩同母异父，却二十余年不知底细，因为秋月儿是被遗弃的私生女，在养母——一位赤脚医生的培育下考上研究生……”邓老听后仰天哈哈大笑：“虚构哈，当然，情感是人类生命中永远的话题。”了解剧情后，他欣然前往。我策划校园青春剧与电视专题片“套拍”，校园里这片水杉林就作为主场地，让纪实与虚构相互穿行。
开机仪式结束，我们接着就在枝头已见青葱的水杉林里采访邓老。他的谈锋很健，反应敏捷，说：“这部校园青春剧主题好，绝对的利己主义造成一盘散沙，而大学生必须有理想有追求，是国家的希望呢。”
冬天，我们从北京返校后，即前往邓老家里进行访谈。以后两年，或继续登门或在水杉林里采访邓老数次，尽力做声画同步的录像，主题仍是大先生胡先骕。但就在一次次访谈中，不知不觉，邓老饱经风雨的人生和学术成就清晰凸显，让我了然于心了。
邓老是江苏南通如东人，如东在黄海边上，邓老笑眯眯地说：“我是听着海涛声长大的。你们学文的，总该知晓如东的名人冒辟疆吧？他是明末文人，冒辟疆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一直广为传颂，尤其是董小宛，她是才华横溢又有骨气的艺伎。她能歌善舞，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她还是美食家，酥糖在如东不叫苏糖，而叫董糖，因为是董小宛亲手做出来的食品品牌。”邓老少年时就爱听冒辟疆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
说来有意思，我们让研究生将录音转成电子文本时，“冒辟疆”竟然被写成了“毛皮匠”！真是笑死人，更气死人。现在有的学生文化素质确实弱了点。邓老温和地笑笑：“现在强调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提倡双语教学，其实，这哪是什么新鲜事？我读大学时，教授们几乎都是双语教学。理科教授不让文科教授，一样博古通今，古典诗词皆通晓。”邓老的话，振聋发聩。
1928年，12岁的邓宗觉走出家乡小镇，考上了省立南通中学。这所学校是1909年（宣统元年）由清末光绪二十年的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金融家、书法家张謇先生亲手创办的，这是南通第一所推行新式教育的中学堂，为苏中苏北地区重要的学府，位于南通城之北。前有滔滔濠河水，后靠天宁寺，风景优美。
邓宗觉初中高中六年，都在这里度过。校名倒是反反复复改来改去。
南通很新潮，也很传统。当代文学史家朱东润1919年曾在南通师范学校任教。1928年，诗人胡风、国学大师姜亮夫都曾任教于南通中学，这可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鲁迅的《狂人日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徐志摩的诗在校园里流传；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1919年应学生胡适的邀请来到中国，在京沪等地讲学，还曾来过南通，并盛赞南通的教育事业：“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西方现代思潮早早地撒播于校园。然，天宁寺的晨钟暮鼓依旧敲响，白发老者、清末秀才、国学家徐昂仍然坚持传授四书，且要学生背诵。仿佛时空穿越，新旧抵牾交错悄然又喧闹间中西合璧。
1934年，18岁的邓宗觉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
国立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优秀的学府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更名南京大学。其前身可追溯到1902年创立的三江师范学堂。而在办学意义上延续的最早前身，是1914年创办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该校于1923年归并到新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后又成为1928年成立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基础。历史沿革错综复杂，但愈做愈大愈做愈强是不争的事实。追根溯源，东南大学生物系当然是中国高校第一个生物系，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他们是中国生物学的奠基人。秉志、胡先骕、钱崇澍等都是让学生们印象深刻的学者、教授。
植物学教授钱崇澍，1883年生于浙江海宁，比胡先骕年长十一岁。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所长；秉志出生于1886年4月，河南开封人，比胡先骕年长八岁，两人是至交。秉志曾是清末举人，传统文化修养高，但他仍选择出国留学，学的是动物学！胡先骕与他们齐名，在植物分类学方面独有建树，那时他已在北京成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并出任所长，所以只教了邓宗觉他们一学期的课，就主要在北京了。当然，那时候的教授们在北京、南京、上海乃至广州、厦门的高校兼职讲课是常事。
水杉林里，师生们围着老人，鲐背之年的邓老忆当年，仍津津乐道。
他说：“那时我们十八九岁，不折不扣的青葱岁月，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之时，目睹了一批名师风采，聆听他们讲课，真是三生有幸，实乃受益匪浅。像胡先骕先生，比我们晚来的学生就听不到他的课啦！我们那时候信息虽然很闭塞，但无论哪个时代，都有消息灵通人士，对他们有褒词，也有贬词，说是‘地保’‘包打听’。况且，那时候的名人真是凤毛麟角，人中之龙凤！博古通今，货真价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哪像现今，名人满天飞，鱼龙混杂！吹牛不犯法。”
邓老，难以忘怀胡先骕先生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
那时，同学们都知道不惑之年的胡先生已两度赴美留学。第一次是1912年冬，18岁的他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农学院留学，后转学植物学。1916年归国，即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翌年应邹秉文之聘请，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农业专修科教授。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又特聘他为农科教授。1923年，胡先骕第二次赴美，1925年归国，第一年拿下硕士学位，第二年拿下博士学位。牛不牛？你知道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什么吗？《中国种子植物属志》！这两年，他将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里，自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到1925年，西方人从中国西部和中部采集并运走的植物标本，以及国外各期刊中登载的有关中国植物的科属记录一一检查、收集、整理，撰写了分为上下册的博士学位论文，而且他用了中英文双语。其时，他热血沸腾，想的是：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就最近这二十五年，都有如此多的植物标本流转到了美国的阿诺德树木园，并有详细记载以研究以利用，而我们古老的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国家植物园！不错，皇家陵园是豪华奢侈的，但这是两回事，那不是用来科学研究的！他出任庐山森林局副局长时，短短的时间内，就跑遍了庐山所有的景点，不为游山玩水，他的胸间，涌动着大海浪涛般的激烈壮怀，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家植物园，自己的生物系，自己的植物研究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老夫子的家国情怀没有丢，不能丢。
胡先骕戴着博士帽回国后，继续任东南大学植物学教授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种子植物属志》尚未正式出版，就被各高校、相关政府部门等辗转传抄达十次，毫无疑问，胡先骕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和创始人。
1926年，他的发妻王蓉芬突然逝世，丢下他和一双儿女，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中年丧妻，胡先骕悲痛欲绝。但是，10月，他仍应约如期去日本东京参加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会上，日本学者报告在日本首次发现了稀有的川苔草科植物，那是一种很小的有花植物。胡先骕当即预言：“日本有，我们中国也一定有！”1930年在爪哇参加泛太平洋科学会议后，他即在《岭南科学杂志》上，再一次推测我国东南沿海各省，如广东、福建、浙江等多山地区，以及长江上游肯定会有川苔草科植物。他一直宣讲并动员和组织师生寻找出相关标本。学地质，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学生物，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植物动物种类！学习的目的是为祖国为人民。功夫不负有心人，1944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龙门的岩石上，厦门大学生物系的赵修谦采集到该科植物1种。1945年以后，又在汀江、晋江和闽江流域发现该科植物2种。均是我国特有的。再后来，在云南和海南岛也采集到相关标本。这，体现的就是大科学家治学的精密和预见的准确。这就是大学者的先见之明、远见卓识。
不惑之年的胡先骕先生，人生就已充满了传奇。在青年大学生眼里，他当是神一般的存在。先生却平平常常地跨进了教室的门槛。个子不见高大魁梧，气度不见轩昂非凡。邓宗觉身高不到一米七，而胡先生比他还要矮些瘦些。只见他着一袭青色长袍，下着西裤，皮鞋锃亮。这个偏瘦偏矮的中年男子在秋风的吹拂中，飘飘然进了教室。潇洒，还有气场。
胡先生一开口，却吓了学生们一大跳，原来他有点结巴！但先生却从容不迫，稳若泰山，大有舍我其谁的自信。讲着讲着，自然地吐出英语、拉丁语，有时还自然而然吟诵出与花草树木相关的古诗词。见多识广，引经据典，信手拈来，真是大学问家。这种结结巴巴，听惯了听顺了，似乎成了胡氏讲课的一种风格。因为你必须全神贯注地听讲，跟着他的思维游走，发现他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不仅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功夫扎实得惊人，而且，旁逸斜出，举一反三，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你才知晓，大自然是有生命的，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于是，心静了下来，仿佛听见了高山流水声，清泉叮咚，风吹树叶，还有长空雁叫……抬眼凝眸，只见先生面容清癯，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唇上留着时尚的八字胡。那时候，文人鲁迅、沈雁冰，都留这样的胡子，威严，文气。
胡先生爱穿长袍，青色居多，大约跟他是植物学家有关联。天凉了，青灰色的棉长袍，在北风中也能飘动，体现的是中国男人着装的萧瑟之美。除了长衫之外，他也爱西装革履，系领带，衬衫外穿紧身小背心。中是中，西是西，像是刻意的两极分化，又像是和谐的中西交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那时候教授不是太多，也还是有架子的。胡先生就从不板书，他的弟子每回上课都跟在他后面进教室，专门负责板书，当然，黑板也由学生擦干净。胡先生上课时，教室里坐得满满的，教授、副教授、讲师都来听课，更不用说助教和学生们了。还有外校的、社会上的旁听生。毕竟先生是名闻中外的大教授，大家都很珍惜这种学习的机会。系主任在教授面前还是得谦让谨慎的。
他上课有时候就天马行空，从白话文飘到英文再飘到古文，他讲课用的是白话文，但他的古文功底和英文基础实在太好，而他的植物分类学研究确实博大精深，他能抓住道理中的根本——关键词。这种植物那种植物，抓住它们关键的一点，给予引领。这，就是好老师。他讲分类，讲系统，讲分类引进，而不只是就事论事。只有基础非常扎实又思维敏捷者，方能高屋建瓴、统观全局。
1934年至1935年，胡先骕超忙。
已选定含鄱口北麓启动建设庐山植物园。占地面积近万亩，为亚热带山地中最理想的园地，将是我国最大的植物园。他与秦仁昌、陈封怀谋划，有天然林，还得有人工经济林，有风景区，还得有生态区，这才相得益彰。既是林木的利用研发中心，又是植物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
学衡派却有点偃旗息鼓。该学派成立于1922年，代表人物是国立东南大学文科教授梅光迪、吴宓等七人，研究植物学的胡先骕亦是一员干将。他们创办了一份杂志，名《学衡》，其宗旨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因而学衡派被视为文学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流派。1933年7月《学衡》已终刊，但是，话题并没有终止。在课间休息时，相邻教室的先生们往往会聚在一起聊聊。无论是文科还是理工科的，先生们古文基础都很好，满口之乎者也，谈古典诗词歌赋，谈今日白话诗歌，谈当下的笔战，但从不张家长李家短。有时捧腹大笑，有时面红耳赤，学生们一般只有听的份，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敬而远之”，哪敢近距离插嘴？高攀不起呢，只有仰望的份，何况师道尊严那时是很讲究的。
胡先骕曾是《学衡》杂志的旗手之一，于国学极尽倡导宣扬之力。他一生赋诗不辍，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极欣赏其古诗词：“摆落浮俗，往往能骋才思于古人清深之境。具此异禀，锲而不舍，成就何可量？”1960年钱锺书应邀为胡先骕选定《忏庵诗稿》，钱氏短跋云：“挽弓力大，琢玉功深，登临游览之什，发山水之清音；寄风云之壮志，尤擅一集胜场。”
邓老忆当年：“我听江西师院的张谨之说过，胡先骕只是反对新诗，而不是反对白话文，文言改白话，胡先生没意见，但是，他是反对新诗的，大白话算什么诗？今天提倡文理工渗透，胡先生就是文理工渗透的典型也。”
…………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在校长罗家伦的主持下，国立中央大学7个学院4000余名师生、员工及家属，携图书、仪器1900箱西迁入川，邓宗觉也随校迁往西南重庆沙坪坝，11月基本抵达。
中央大学农学院的教员王酉亭则完成了一件壮举，他率同事们将1000头学校用于科研的动物西迁成功！澳洲马、美国火鸡、英国约克夏猪、北京鸭、荷兰牛等等于1938年深秋抵达重庆化龙桥附近，恰恰校长罗家伦由沙坪坝进城，见着这一幕，言：“……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实乃壮怀激烈！
优秀的邓宗觉毕业后即留校任助教，开始了他的高校教学生涯。抗战胜利后，1946年，中央大学从西南迁回南京，仍回到满目疮痍的旧址四牌楼，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1949年，因杨惟义的召唤，邓宗觉南下到中正大学，出任生物系主任。他没有见到胡先骕先生，因胡先生早已回到北平，但关于胡先骕的故事却在校园里久久流传。
1940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烽火连天中，胡先骕出任中正大学校长，校址在江西泰和。办学条件极其艰苦，但他思贤若渴，使出浑身解数，聘请文化名流来校任教。如森林系主任黄野萝、农学院院长周拾禄、农艺学系主任张明善、畜牧兽医系主任郭守纯、土木系教授兼工学院院长蔡方荫、数学系教授戴良谟、政治系教授雷洁琼、文史系教授姚名达（姚显微）等，都非等闲之辈，使中正大学跻身当时全国25所国立综合大学的中上游。
胡先骕藐视日本，他说：“日本蕞尔小邦，隋唐以降，一千多年代代臣服于中华。日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要被它吓到。我与日本天皇都学生物学，可我就是比他学得好！由此可知，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
文史系教授姚显微率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师生赴前线，在新淦（现名新干）石口村遭遇日本鬼子，姚教授和学生吴昌达当场壮烈牺牲！中正大学为他们召开追悼会时，胡先骕抚棺恸哭，大家无比悲愤，发出誓言：血债要用血来偿！
后来，胡先骕为了保护学生而愤然辞去校长职务。当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教授肖蘧来接任校长时，学生们曾发起过“拒肖迎胡”的活动，胡先骕立即站出来阻止，说绝对不行，他把肖蘧先生的成就、地位等等一一介绍，称赞肖蘧比他管理能力更强、在学术上更有造诣等，胸怀坦荡，虚怀若谷。这是真正的教育家的人格魅力所在。
也正是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植物学界却寻寻觅觅，发现了后来让全世界生物学界震惊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已宣布灭绝的水杉，依然存活于中国！
水杉的发现，奏响了水杉之歌。是必须也已然载入生物学史册的一件大事。
水杉林中，邓老又一次接受我们的采访，他向我们娓娓道来，胡先骕先生是怎样发现水杉仍存活于中国土地上的。这一卓越贡献，仿佛是一种精神象征。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国际生物学界一致认为，水杉已经在全球灭绝了。水杉生长在恐龙出没的中生代白垩纪和地质新生代，那时几乎遍布北半球，但历经漫长的多个冰期后，已在地球上灭绝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41年10月，湖北省建设厅技正、湖北农业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干铎，受聘到重庆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他1903年出生于湖北广济县，曾留学日本。这一年，中央大学农科研究所增设森林学部，首次招收研究生。干铎教授赴重庆途经万县磨刀溪。其时该地由四川管辖，现今属湖北省利川市，改名谋道溪。干铎发现了一棵古老神奇的大树，树干笔直，高约33米，这是很罕见的！当地村民对这株古老的大树很是敬畏，说它总有400多年的历史，他们用方言唤作“水桫”（“桫”读“梭”音），奉为“神木”。树前还有座土地庙。森林系的干铎教授见的树种不少，可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树种，他不认得，对它一无所知，感到很奇怪。于是，他采集了一个标本带到重庆。离开万县前，他嘱托万县农业学校杨龙兴老师，定要保护好这株老树。然而，标本带回重庆后，植物学界谁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树种。
1943年7月下旬，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王战研究员，从重庆赴湖北恩施接洽赴神农架考察事宜时，亦路过万县。农校杨龙兴见到他时，便将前年干铎之嘱托告知他，并详细介绍磨刀溪“神木”的情况。王战原计划从水路到恩施，此时立即改为从陆路，他亲自去了磨刀溪考察，采得水杉枝叶标本。从神农架重返重庆后，他经一番考证，把“神木”定名为“水松”，并存放于标本室。
1945年夏，此标本被王战交给吴中伦送到了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郑万钧手里。郑万钧1904年出生于江苏徐州，1923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农校林科，留校后不久调入东南大学，1929年应聘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学研究员，1934年参加庐山森林调查，1939年获法国图卢兹大学博士学位，1944年任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比胡先骕小整整十岁，在治学生涯中与胡先生多有交集，他仰慕胡先生，胡先生亦欣赏他。郑万钧拿到标本后，翻来覆去研究，认为绝对不是“水松”！他觉得像杉树但又不是杉树，像松树却又不是松树，是不是一新物种？抗战胜利后，1946年，郑万钧又派他的研究生薛纪如亲自前往磨刀溪再度采集标本，再次探究，确认不是“水松”。
1946年末，这时胡先骕先生已辞去中正大学的教职，回到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郑万钧遂将标本寄给胡先骕先生，胡先生便翻来覆去研究。胡先生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贯通古今、底气十足。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理论必须结合实际。即便战争年代，他也关注各国古生物学家的研究。他依稀记得，日本京都大学讲师三木茂博士大约在1939年发现一种植物化石，此化石像杉树化石，但与世界上所有已知杉树都不同！它与红杉相近却又不是红杉！1941年他发表文章时命名为“水杉”。胡先骕记得该文被编入了一本研究古植物学的书中。于是，他叫来助手傅书遐，一起翻找起来，终于，胡先骕把资料找了出来！只是，三木茂宣告它已在地球上灭绝！
胡先骕拍案而起！就是它！它就是水杉！它并没有在地球上灭绝，唯独存活于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土地上！多灾多难的中国保存着水杉的活化石！
这，震撼了全球生物学界！
1947年，郑万钧将水杉种子寄给了哈佛大学亚洲植物学专家麦瑞尔，麦瑞尔又将种子分发给了丹麦哥本哈根、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植物园等。
1948年5月，胡先骕与郑万钧联名在静生生物调查所《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了论文《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确定了水杉学名及水杉在植物进化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标志着中国植物学学术造诣达到了新的高峰！这被中外学界视为现代植物学的重大发现！从而，获得无比崇高的荣誉。于是成立水杉保护会，世界各国都争相引进。这是真正的发现，真正的创新，科技的创新。
同年，胡先骕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此后70余年，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水杉都是从我们中国引种的。胡先骕、郑万钧功不可没。既有我国水杉种子的输出，亦有别国植物学家亲赴利川考察并引种。如1972年中国赠朝鲜2公斤水杉种子，同年尼克松访华，将自己心爱的游艇命名为“水杉号”以做纪念。水杉成为植物“国礼”。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今世界上所有的水杉，都来源于湖北省利川市谋道溪（原磨刀溪）的原生母树！
1983年水杉被定为武汉市的市树。其实在井冈山市政府前的林荫大道上就有两排笔直的有些年头的水杉树，它们有一种壮观挺拔之美。
水杉很有可能是所有杉科的起源，是杉之“根”。
1961年，胡先骕挥笔写就《水杉歌》。1962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全诗登出。诗前有陈毅元帅的读后感：“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立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诗末结以‘东风伫看压西风’，正足以大张吾军，此诗富典实、美歌咏，乃其余事，值得讽诵。”
从1941年到1947年，从干铎到王战到郑万钧再到胡先骕，都非等闲之辈，都是大学问家，都是学以致用者，但胡先骕到底技高一筹，为什么别人都判断不出、判断不确，他就能一锤定音呢？原把它定名为“水松”的学者也服了，因为是真理。
做学问，必须有深厚扎实的基础，必须老老实实。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信然。凭人际关系、搞歪门邪道，哪有创新？到头来害人害己。
人文素质、科学素质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邓宗觉对胡先骕的崇敬是融于血液之中的，从1949年来到南昌大学后，他就将老中正大学留下的植物标本一一收齐！他知道，这是胡先生出任中正大学首任校长以来含辛茹苦日积月累一年年保留下来的，胡先骕是继钟观光之后，率师生亲力亲为，开展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的第二人，为的是汇集中国植物资源。所以，绝不能让它们灰飞烟灭。实在没办法的话，他只有流着眼泪让其归于土壤。他说：“黛玉葬花，我葬标本！”
江西大学的生物楼，当时在江西高等学校里是第一座专业大楼，邓宗觉他们设计出的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上面不批，于是，打了擦边球，建成9800平方米。成了。在这幢大楼里，召开了全国性动物学大会。进大门西侧是胡先骕先生的大画像和简介。是靠赞助做成的，将永远保留着。
生物楼的南边便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水杉林，深秋时树叶变红，冬天只剩下笔直的干笔直的枝，翌年春天，再绿……水杉林，当是最好的纪念。
三、江西动物学界泰斗
南昌大学生物博物馆的镇馆作品是巨型中华鲟标本。说起这件罕见的标本，那是邓宗觉先生的大功劳。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邓宗觉来到了南昌大学任教。1950年，南昌大学校址由北郊望城岗迁往城东青山湖畔，即中意合建的老飞机修配厂。1952年的一个早晨，邓宗觉提篮来到南昌市中山路菜市场，只见有些人在围观什么，原来，是一个鱼贩子在大声嚷嚷，他的脚前，摆着一条巨大的鱼，目测有近2米长！那鱼贩子蛮有口才：“瞧一瞧看一看，我这是从鄱阳湖里打捞上来的神鱼呵！一百年碰上这么一条！有钱的赶快买，没钱的看热闹，不要门票，饱饱眼福！”但吆喝了半天无人问津！声嘶力竭的鱼贩子便叹口气，说：“看也看了，喊也喊了，罢罢罢，我就把神鱼剁开来卖！大家都沾点福！”就在他举刀欲砍时，邓宗觉大喊一声：“慢！”鱼贩子看一眼他，哈哈一笑：“想刀下留鱼？有钱吗？”
36岁的邓宗觉斯斯文文，看起来不像个富商，再说那时有钱人谁不夹着尾巴？也不像南下干部，没那气势。何许人也？
邓宗觉自报家门：“我是南昌大学的老师。学生物的，对鱼呀鹤呀进行研究。这条鱼我以为是中华鲟，是很宝贵的鱼类，可以制作成标本，利教学，利研究……”
鱼贩子似懂非懂，但知道遇上了一位有学问的先生，便说：“哦，是位先生。但我上有老下有小，得养家糊口！我，我最低也得卖一百万元！一口价，还价不卖。”
那时的一万元相当于现今的一元，但一百万在当时可是一笔巨资！囊中羞涩的他一时无语，但是，值。
他想想，说：“好，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麻烦你跟我走一趟，把鱼抬回学校生物实验室，我当场付清。”
鱼贩子想想，说：“行。但丑话讲在前头，你可不要到了学校，又要找学校要钱，签字盖章，那我可等不及，拖不起。”
邓宗觉连连答应。家里刚从银行取出了钱，是准备买辆自行车，这样进城方便许多。自行车就先不买了。
邓宗觉召集几个骨干师生到实验室，先论证，再连夜将其制成了标本。这标本至今已70多年，仍是南昌大学生物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真正的巨型中华鲟标本。
中华鲟被称为水中活化石，因为此物种曾和恐龙生活于同一时期，可当成鱼类演化研究的重要参照物，因人类对其过度捕捞，加上水源污染、水电工程、机械创伤等因素，野生中华鲟、鄱阳湖河豚等均面临灭绝之危机。
这件中华鲟标本的制作，在中国生物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为人类在对中华鲟的科学研究上迈出了一大步。边解剖边记录边研讨，留下了各项具体的数据，同时，为日后制作各类动植物标本起到了示范作用。要晓得，大先生胡先骕为南昌大学的前身中正大学留下了一大批植物标本！邓宗觉于不知不觉中继承了胡先骕的思路、实践和精神。
动植物分类是动植物研究的基础。标本，尤其是稀缺标本在研究生物进化，地球变迁中地质、地貌的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并产生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的影响。
野生中华鲟为什么还存活于浩渺的鄱阳湖水域？鄱阳湖连长江，中华鲟当今的生存状态如何？种群情况如何？这与鄱阳湖，与长江的水域生态环境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人类究竟应该怎样抢救和保护这类濒临灭绝的物种？为了科学研究，更为了警示人类：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也就是尊重和保护人类本身。这件中华鲟标本的意义重大，不容小觑。
1953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南昌大学更名为江西师范学院。
邓宗觉一马当先，以中华鲟大标本为旗帜，率领生物系师生，开展了收集鄱阳湖、长江水域鱼类标本的工作。中正大学遗留下来的胡先骕率师生收集的植物标本已很丰厚，再加上他在师资力量薄弱等困难重重的境况中，边寻找标本，做科学研究，边制定教案，边发现培养新生力量，积沙成塔，集腋成裘，《江西鄱阳湖鱼类志》出版了，江西师院的生物学又在全国产生了不小影响。
南昌大学生物博物馆于2006年对外开放，有很多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植物以及珍稀物种标本，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灵猫、中华鲟、华南虎、白鳍豚、金丝猴等，这其中，凝聚着邓宗觉率师生团队在野外采集并亲手制作的心血和汗水。
非常岁月，生物系的损失是最惨重的。邓宗觉被打成“牛鬼蛇神”。学校成了烂摊子。后来，江西大学要搬迁到下边去，去瑞金，去景德镇，去井冈山，并到江西师院，江大没有了，生物系没有了！生物系有这么多的植物标本，中正大学时期留下的植物标本就有几十万号。于是，一部分图书与植物标本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动物标本、仪器及药品等，送动物园。然而，动物园要瓶瓶罐罐，标本不要。因为他们没地方放。邓宗觉等人只得在化学楼东边，挖个大坑，将它们埋了。他又叹：“唉，黛玉葬花，我葬标本。”
于是，邓宗觉在江西药科学校、江西中医学院都待过。后来学校复办，招了几届工农兵学员，教师、初中生、高中生、农村队长等，都有，都是保送来的。专业改成微生物专业、淡水养殖专业等。
1976年，邓宗觉已到了花甲之年。
复校以后，当年给共大的植物标本基本都收回来了，当然，共大保存了这么多年，也留给他们一部分。
待落实政策，小孩成了家后，邓宗觉领着一家子人回了趟老家。
邓家老家在如东，临黄海，属书香门第，而且是做官之家。他的叔祖父出任过山东道台，做政务的同时，也发了点小财。他的曾祖父亦在山东做官，祖父跟着曾祖父也在山东做点事。所以，家境优渥。曾祖父祖父辈告老还乡后，为家乡办了些好事，属开明绅士。
如东是革命老区。革命战争年代，正是邓宗觉父母亲成家立业、邓宗觉兄弟姐妹四人成长的年代。邓宗觉的父亲，论成分是地主，但是，他又是一个开明绅士，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父亲就毫不犹豫地把家里的田地房产等全都交给革命政府，分给当地穷苦的贫下中农了。
而他的父母都是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早就不在农村守着田产田租生活。他们在镇上，各有自己的职业。父亲是轻工业方面的职员，母亲是医务工作者，都有经济来源。
邓宗觉兄弟姐妹四人的童年和少年是在镇上度过的，但他12岁上中学时就离开了小镇。在他的记忆里，老家有很大的庭院，树木蓊郁，鸟语花香，还有一口很深很深的井，有高高的石栏杆，有将吊桶摇下摇上的辘轳。井里的水很凉还有点咸，夏天的时候，吊桶里盛几个西瓜放进深井里浸着，中午将吊桶摇上，那是土法冰西瓜……他们家的房子有很多间：主卧室、读书房、客房、客厅、仓房、佣人间、厨房、柴房……院子外还有他们家的稻田、菜地，收获季节，稻谷满仓，用新米蒸出的饭特别香，那叫尝新。不敢说锦衣玉食，却也丰衣足食，从不愁吃不愁穿。家庭和睦，从没有什么疙疙瘩瘩的烦心事。
邓宗觉在家乡读了四年，初小毕业，本应升高小，但镇上没有高小，一时间无着落，他便在家里待了一年，将哥哥姐姐读过的高小课本拿来学习，算是自学成才。翌年，他就走出家乡，跳过高小，直接考进了南通城里蛮有名气的南通中学。
南通中学让小邓有了完全新鲜的感觉。他读初中时，唱歌课教唱《小小画家》，让他记了一辈子。“叫你读书，贪图游戏；儿不读书，母亲着急；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这当是新版的“孟母教子”“陶母教子”了，他边唱边想起了还在镇上的父母亲，这首歌，影响了邓宗觉一生。
邓家有三兄弟，他是小弟，他还有一个姐姐。三兄弟和姐姐皆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大哥学医，二哥学工，邓宗觉学的是生物学之动物学，三人皆大学毕业。大哥读大学时，地下党就将他视为可靠对象，因他为人忠厚，嘴笨拙，不太言语。新中国一成立，他就入了党；抗美援朝时，奔赴朝鲜前线，是某医疗大队的大队长。朝鲜战争结束后，他复员到南京，与医疗大队的女战友结婚成家，一家人就生活在南京了，再后来去了上海。二哥一家一直在南通，所以，还受到家庭出身的一些影响。大哥和邓宗觉，离开老家太久太久，不沾边了。邓宗觉一家，后来一直就在南昌。南京，南通，南昌，都离不了“南”。由此看来，邓家家风可圈可点。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改，邓家平安过关了。邓家三兄弟早早地离开了家乡，更无甚影响。
邓老说：“我是自由职业者了，靠工资生活。找不着有根的家园了。”
过了土改关后，父母年事已高，便住进了南通县城，子女寄钱养活他们。但是非常岁月中，这一关就很难过了。父亲有心脏病，后居上海的大儿子家中，在上海去世。
让邓老最心痛的是他的母亲！无论是街坊还是居委会的干部，都说老太太是个慈祥的好人。但非常岁月中，母亲生病都无人照料。邓老就让他爱人回了老家，母亲的后事也是她料理的。当时提倡火葬，但邓妻和侄子请求土葬，居委会同意了他们棺葬，但下葬时却又遭刁难，说棺材太好了，只得弄口破棺材下葬。后来搞建设，将坟地给平了，再后来怎么找也找不到！祭祖都没地方祭。
邓老的姐姐去世早，留下个女儿，就在邓老家长大。这侄女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嫁了一个干部，但侄女婿也在非常岁月中自杀了。不过侄女的小家庭也算开枝散叶了。总的来看，在天翻地覆的大变革中，邓家还不算太惨烈。一家人互相支撑着，就这么艰难地熬过来了。
邓老领着全家回到老家寻根，老房子院子全寻觅不到了，倒还留下了一口水井。这口水井成了他的童年记忆，但至今还存在吗？难说。邓老后来再也没回过老家。
自此，邓老一心一意扑在事业上。
他喜爱大自然景色的四季变幻，喜欢动物世界的生命繁衍……
邓老笑说，他这辈子，管江西的鱼类，还管江西的鹤类。
1980年代始，世界各国对自然保护有了新的认识。邓宗觉参加了江西鄱阳湖鸟类资源调查，在鄱阳湖水域发现世界上最大的候鸟白鹤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1986年，外国学者来到鄱阳湖考察鸟类，他应邀前往。可他不是什么陪同人员，他是真正的向导。他无须翻译，上来就用英语直接对话。他还应邀参加了鄱阳湖综合考察和治理研究，获1990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他出任《鄱阳湖研究》一书的编委，并任江西省21世纪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大回顾丛书》副主编。
1980年代，江西大学向教育部申报硕士点，邓宗觉所在的生物系拿到了全校第一个硕士点。他说，他招收的四位硕士研究生都很优秀，无论是留在本校的还是向外发展的。其中有一位名叫陈晔光，1964年出生于抚州市乐安县谷岗乡汤山村，农村家庭出身，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5岁就考上江西大学生物系，成绩优异，19岁本科毕业，22岁获江西大学动物学硕士学位，即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助理，1988年，24岁的他留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两年后获细胞生物学硕士学位，任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技术员，翌年考上该医学院博士研究生，32岁获得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他向生命科学的前沿研发，在美国发展得非常好，然而，2002年，他仍毅然决然回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授和博导，以报效祖国。现在他已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真是我们南昌大学的骄傲！还有一位在南方发展，三十几岁就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是对海产进行研究。留校的吴小平和欧阳珊两位教授，也很踏实，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感叹：“胡老师，记得你说过，师生关系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生命链条的环环相扣，只有一代又一代传承和创新，事业才能后继有人。现在流行：遇上一个好老师，收获一辈子。我想说的是，遇上一个好学生，事业方有接班人。”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风吹水杉枝叶声，大约老人的话触动了在场者的心弦吧。
邓老率领他的团队，在淡水养殖方面成就尤其不小。他们在国内首次选育成功了淡水鱼类新品种，建立了原种场，提供杂交用原种，他主持“江西婺源荷包红鲤提纯选优”项目，获江西省科技成果奖二等奖，1981年获国家水产总局技术改进奖一等奖。
邓老主持的“江西兴国红鲤提纯选优”“江西万安玻璃红鲤的新品种培育”项目，均获江西省科技成果奖二等奖，并参加完成国家“七五”攻关项目“兴国红鲤人工生态库的设计与建设”。
他主持完成国家科委的120万亩池塘养殖高产模式化推广研究，平均亩产400公斤，获1991年江西省教委颁发的科技兴农先进个人奖。
提起江西王牌三条红鲤鱼，生物学界无人不知。
第一条是婺源的荷包红鲤鱼，第二条是万安的玻璃红鲤鱼，第三条是兴国红鲤鱼。
八十年代初，邓宗觉首先研发出婺源荷包红鲤。婺源的荷包红鲤，是原来就有的，但后来混杂了。这个项目就是将其全部纯化，重新选优。如此，要申请并获批国家项目，当然还得有经费。江西老干部对家乡感情很深，支持力度大。古稀之年的邓老同张奎超书记到北京去找水产部部长许德珩，部长见到江西人格外亲，大力支持。他请部长为江西大学生物系题字。许部长亦满口答应，问清楚他们住在万寿路农业部招待所，翌日果真派人将题字送上门。许德珩部长虽不是学生物的，但他对家乡的感情是真挚浓厚的。这个项目研发成功后，开了全国性的鉴定会，增加了中国养殖业的一个新品种；同时，肯定了他们研发的一套流程，他们获得了国家级的奖励。再后来，婺源荷包红鲤还成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一道名菜，身价百倍。这是江西第一个国家级项目，由国家水产总局执行。
第一炮打响，接下来是万安玻璃红鲤鱼。泰和再往南去就是万安，万安水电站赫赫有名。最后是兴国红鲤鱼，研发更顺更好。
生物学的科研，理论与实践必须紧密结合。在婺源、万安和兴国这三个地方，邓宗觉率他的团队皆赴实地搞科研。在婺源待的时间最长，有一年半载，在万安、兴国也待过好几个月。
金色的晚霞光照射在邓老的满头银丝上，刹那间，他像是一座金色的雕像。我们发自内心为邓老感到骄傲。三条红鲤是南昌大学的镇校之宝，也是江西省生物学方面的镇省之宝。在当时的条件下获得国家级、省级科研奖，实至名归。婺源、兴国还建立了原种场，实现了标本化，对当地水产业的持续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为此，其时，江西电影制片厂还专门为“三红鲤”拍了部科技纪录片，南昌大学档案馆一直想弄到拷贝，放进博物馆。遗憾的是至今也无着落。
我们纷纷向邓老真诚祝贺，从不同角度合影留念。
不想邓老却摆摆手，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说：“回过头去思考，从婺源荷包红鲤到万安玻璃红鲤再到兴国红鲤，虽然形成了红鲤系列，造出了声势，有了品牌效应，也促进了水产业的发展，但是，但是，方法是雷同的！三条鱼，实质上是一条鱼！从今天科技创新的标准来看，我们后来研发那几条，方法没有创新，从选鱼的方法来说，只是把那一套材料换了而已，没有创新。”
我们被震住了！
年逾九十的邓老回溯过往的成就，小车不倒只管推。水生生物结硕果，更见桃李满天下！他，竟然还是觉得不如意，不知足。
怎不让人肃然起敬？
他以为：“从现在来看，婺源荷包红鲤，首先研究，是有创新意义的，但是后来重复第一套方法，这叫走捷径，本应该有所提高有所改进有所创新。这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
我劝慰：“邓老，那时候科技条件有限，不像现在，科技日新月异。”
他摇摇头，还幽默了一下：“譬如你的文学创作，你写了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后来又写了蔷薇雨中的七姊妹，再后来又写了瓷都景德镇女人们的陶瓷物语，都是写女人的，但是，你的手法不同，每本的构思、布局、情节、细节等等，都有不同，这才能吸引人啊……”
真服了91岁的邓老！我们唯有点头的份。
邓老思维敏捷：“语言风格当然不要乱变，这才是你文章的标识。但是你的表述得变，你不能每次开头都是‘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是四个女人！更何况是四个四十岁的女人！’，那就雷同了，就同质化了，就老化了。我今天就是这么对年轻的师生们说：‘科技创新就不要再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实在是老化了！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一代身上！’”
我们再次被震住！
邓老却又重复一遍：“我一而再再而三跟他们说：‘你们不能再搞我们这套东西了，老化了，不要说得奖，连排名都排不上。必须创新！’当然，我们现在的生命科学学院很强了，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国家级实验室都有了，条件也现代化了，但创新精神不能丢！”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黄昏又怎样呢？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只要精神不丢弃，一代代接力创新，明天将更美好！
我们簇拥着邓老，送他归家。夕阳的光辉为我们的背影镀上了金色的光环。
万里归来颜愈少。此心安处是故乡。
江苏如东少年在江西南昌，一待就是70年！
1949年邓老自国立中央大学调到中正大学后，就再未离开过南昌。新中国成立后，中正大学更名南昌大学，生物系从南昌大学迁至江西师院，1958年再调整到江西大学，非常岁月结束后复校复系。1993年，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为南昌大学，是江西高校划时代的创举，很快升格为“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从1949年的南昌大学到今天的“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南昌大学，邓老最终老于南昌。
我景仰邓宗觉教授，我景仰胡先骕大先生。但是电视专题片《胡先骕》没有拍出来，因为当时的学校领导坚拒拨经费，不予理睬，又将南昌大学之根追溯到年代更久远的1921年创办的江西公立医学专门学校……似乎胡先骕与南昌大学的关系愈来愈淡。
唉，为这部电视专题片，我们踏访胡先骕的老家新建联圩、探访中正大学泰和杏岭旧址，几上庐山植物园，去陈封怀的老家修水义宁，到北京采访胡家儿女和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相关人士，南昌大学和南昌的相关人员就更不用说了，但还得去云南、去广州……没经费、不支持，就没办法。拍电视专题片还不像写传记，不是个人行为，必须是团队，必须“在场”……一年又一年，电视专题片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停滞下来，当然，我却从未停过，一直做不要花钱或花钱很少但有意义的事。但是，我心里一直很愧疚，不是无颜而是无言以对……幸而24集校园青春剧《聚沙》从2007年五一假期开始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接连六天播出。
大先生胡先骕魂归飞翠流青的庐山植物园。月轮峰下，由景德镇陶瓷学院胡献雅教授书写的老友的《水杉歌》诗碑竖立。水杉早已成林，生根萌蘖、展枝舒叶。春翠夏绿秋红冬凋落，但春天来了，它又爆出嫩绿……它的主干是笔直的，它的枝枝叶叶是向上的，它的叶相对而生，呈羽状，有绒毛。叶翠绿秀丽，青葱娇嫩；秋天变成金红。历经25年长大才结果。冬季落叶，别有一番凋零之美。年轻时的水杉，树冠宛若宝塔尖；老了的水杉，树冠圆如巨伞。山林无尽，草木悠悠。胡先骕墓居正中，秦仁昌墓、陈封怀墓在两旁，他们生时携手创建了庐山植物园，去世后仍相邻为伴，幸哉。享受月白风清，纯真纯美。每到清明冬至，祭拜者络绎不绝，平素来庐山之客，游植物园亦必到此处凭吊，人们永远怀念他们。
我希望，老校区的水杉林永远永远保留。
我希望，水杉林畔的湖里成功养殖“三红鲤”。
往事并不如烟……
草于2019年暮春
定于2022年冬
选自《百花洲》2023年第3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Hl7s_RCa-EnjGfujSRRIA
编 辑：欧阳仟
责任编辑：涂金凤
